Jodie Foster

　　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趙耀輝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，如果中國不提高退休年齡，到2050年，年輕一代必須拿出自己收入的41%用來供養老年人。在當前現收現付的制度之下，養老保險成為兩代人之間“蹺蹺板”的游戲。隨著制度贍養比的惡化，如果老年人不願意多做一些貢獻，比如降低養老金或是延遲退休，那麼年輕人將不得不承擔更高的養老“稅率”。延遲退休對緩解老齡化的衝擊、減輕年輕勞動者的經濟負擔非常關鍵。（《第一財經日報》4月29日）
　　養老這事兒，假如不能自己養，這意味著要讓別人來承擔相應的養老成本，而這成本即便是以養老金的模式支付，在當前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之下，也仍然意味著年輕人不得不承受轉嫁而來的養老成本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無論是否情願，承認與否，年輕人要承擔養老“稅率”，的確是不爭的事實。至於說不降低養老金或延遲退休，年輕人將不得不承擔越來越高的“養老稅”，也絕非悚然聽聞，而不過是將人們耳熟能詳的“老年撫養比”換了一種表述方式罷了。
　　老年人撫養比從2010年4.9下降到2050年的1.4，越來越頭重腳輕的撫養比，被折算為壓在年輕人肩頭越來越重的“養老稅”，其實一點也不意外。只不過，相比略顯遙遠的撫養比，折算成“養老稅”之後，的確更容易讓人感同身受。畢竟，但凡是稅，拔起來都會有痛感。當維持養老金或是退休年齡不變，意味著年輕人要為此而承擔越來越重的“養老稅”時，也就必然對支持延遲退休的洶涌民意形成分化。當年輕人們掐指一算，延遲退休可能減輕自身的壓力，沒準會轉而力挺延遲退休。“養老稅”概念的提出，也就有望為延遲退休之類的養老政策變革爭取到更多的支持者，從而讓延遲退休顯得更加合理，並減少阻力。
　　應該承認，對於任何老齡化社會而言，如何實現撫養比的平衡，的確都是個相當棘手的難題，而延遲退休年齡恐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，在這方面，最典型的莫過於日本，老齡化的日本，大量的服務業崗位早已不是俊男靚女們的專屬，而早已是由爺爺奶奶輩在堅守。假如這些老年人都準點退休，回家含飴弄孫，不再繼續為人民服務的話，對於日本經濟社會的衝擊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日本年輕一代恐怕不僅要承受難堪重負的“養老稅”，更將不得不面對勞動力銳減所加劇的經濟衰退，稱之為雪上加霜絕不為過。
　　不過，延遲退休的好處，固然不難曆數，除了減輕年輕人的負擔，減少人口紅利消退的影響之外，甚至有證據表明老驥伏櫪，繼續工作甚至有利於緩解衰老、保持健康。但是，這些其實都不能成為延遲退休的理由，且不說想找出反面論據並非難事，更加不容迴避的問題則是，延遲退休本身是對退休制度契約關係的違背，當初的退休年齡承諾，即便是因為各種客觀因素難以為繼，也不應毫無違約責任，延遲退休也必須要有可接受的補償機制，而絕無因為增加了年輕人的“養老稅”負擔，便可單方面違約。
　　而事實上，任何政策的調整，其實都應當有對受損方的補償意識，這不僅是政策方契約精神的體現，更攸關政策乃至政府的公信力。誰更應當承擔“養老稅”，其實並沒有窮途末路到非“延遲退休”不可，與其不合時宜的表達護犢之心，倒不如探討以國企紅利坐實養老金賬戶，填補過往虧空，讓“養老稅”不再代際轉移，實現自負其責等更多可能。
　　文/吳江　　（原標題：“延遲退休減輕年輕人負擔”恐護錯了犢子）